因为不能有隐藏福利,所以老师不能在学校免费停车


又一起跟钱及收取费用有关的国事:
教育部将从8月1日起,向全国中小学及初级学院的教职员收取校内停车费。


公务员不该有隐藏福利

我国中小学和初级学院的停车场不收费,是众人皆知的事,一直以来也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直到两年前,审计署在公共机关财务疏失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学校不收取停车费,等同为教职员提供隐藏津贴/福利,才引发争议。
当时,审计署主要针对两所理工学院收取低于市价的停车费,五所工艺教育学院则完全没收费,认为在公共服务部门的裸薪(clean wage)准则下,公务员不该享有这样的“隐藏津贴”。

之后教育部即做出反应,检讨属下学校收取停车费的措施。
当时教育部还吁请大家耐心等待,并承诺会“小心处理”。
如今尘埃落定,教育部有鉴于多数学校附近都设有收费停车场,但学校教职员却可在校内免费停车,是允许教职员享有“应税利益”(taxable benefit),所以为了公务员薪金划一透明化,做出了收取停车费的决定。

教育部与公共服务署及财政部合作探讨后拟定的停车收费,“特别给了折扣”,户外停车费是每月$75(比建屋局停车月票低$5)、有盖停车费则是$100(比建屋局停车费低$10),学校假期的6月、11月和12月则分别只收$15和$20。


隐藏付出又该怎么算?

消息传出后,开车到学校上班的老师多数表示失望(当然啦,突然要付钱谁会高兴)。
当中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一位受访教师指出,一些历史悠久的学校,是当年先贤出资买地建设的,那土地拥有权属于学校董事会,要收取停车费也该由校方自行决定才对,教育部凭什么收取停车费用?
诶,这个问题挺合理的,或许教育部应该给予答复。

教师以外,就连“事不关己”的民众也纷纷为老师打抱不平。
最主要是认为,每一行业都有其“苦与乐”,也有不同的付出和所得,为什么要如此计较?
如果说时间的付出难以衡量,那就说可以计算的金钱好了。
教师除了自费购买消耗量巨大的文具(主要是原子笔),很多时候还自掏腰包制作教材教具、课室布置材料,还会花钱买贴纸礼物作为奖励,甚至请学生吃饭,有时还得在课后使用手机与家长和学生沟通(教师没有电信津贴)。
如果要计较所谓的“隐藏福利”,那诸如上述的“隐藏付出”,是不是也应该报账由教育部买单呢?


公共服务准则标准是否划一

犹记得以前任教时,所属学校每年都会举办筹款园游会,每个老师都会被分配到一叠园游会固本去卖,能卖多少是多少,剩下的一般不会归还,都是自己“买断”。
有一些脸皮较薄的老师(包括我),不好意思叫亲朋好友破费(毕竟你学校缺钱是你的事,教育部该负责,关他人什么事),结果一张都没卖,洋洋洒洒总值好几百元的固本都自己硬生生吞下去。
甚至所负责的级任班学生在园游会搞游戏,还自费买东西给他们当做游戏奖品。
诸如此类看不到的“烧钱”行为,也不必一一赘述,相信当过全职教师的朋友应该都会有共鸣。


军营停车场收费原因突破盲点

再说到公务员的裸薪准则,如果学校必须收取停车费,那同样隶属“公家”,一向允许全职军人和军营工作人员免费停车的各大小军营,也应该以同样标准,收取停车费用吧?

据媒体报道,本地六个军营和军事基地,将从下个月开始收取停车费,使必须付费停车的军营及军事基地从10个增加到16个。
国防部在回答《联合早报》询问时说,那六个新收停车费的军营和军事基地,是因为靠近公共设施,停车位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所以有必要征收停车费。

看出玄机了吗?
换句话说,就是原本只有10个军营及军事基地有收停车费,要到下个月才有多六个同类地方开始收费,也表示说,即使到下个月之后,全国依然还有不收取停车费的军营及军事基地。
原来,并不是基于全职军人也是公务员,而必须遵守划一的公共服务准则而收费的。

我总算看懂一点点当年审计署提出的看法了,意思是不是说,只要停车场不靠近公共设施,或其他收费停车场,没有了市场价值,就不构成“应税利益”,也就不会影响公务员的裸薪准则而造成不公平待遇,就可以继续免费停车?


额外停车费收入该回馈给学生

最后要说的是,本地的中小学加初级学院,加起来有300多间,停车费用一开始征收,保守估计教育部每年将获得不下500万元的收入。
收取停车费用,本来应该是作为停车场的维持费,但校内停车场的维持费用原本都已在学校营运预算内,因此新收到的这笔庞大停车费,将用在什么方面?
如果是回馈给学校,又该如何公平进行?或许教育部也可以好好解释一下。

其实比较简单的做法,是由个别学校自行处理收到的停车费,因为每间学校的教职员人数不一,开车来上班的人数也不同,所以收多少用多少,是比较公平的做法。

至于用在什么方面,我会建议把停车费用在为图书馆添购书籍,为学生添购电脑及其他硬体设备、课程辅助活动需要的器材配备等等。
甚至也可用来换成大众书局礼券,奖励学业、品行及各个方面有杰出表现的学生。
反正啊,就是把这笔“额外”的收入,完全透明化地回馈给莘莘学子。
相信这么做,才会大大缓解每月付还停车费的老师们的不满负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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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调查不准,所以不快乐?



联合国永续发展方案联盟公布了“2018年世界快乐报告”,新加坡的快乐指数排名,从去年的26,下滑了八个位置到第34名。

这份报告针对全世界156个国家与地区,由受访者评估本身的幸福感,并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健康寿命、政府清廉等六个标准,得出结果。
前十大快乐国家依序为:芬兰(取代去年冠军挪威)、挪威、丹麦、冰岛、瑞士、荷兰、加拿大、新西兰、瑞典、澳大利亚。
亚洲国家或地区之中,以色列排第11、台湾26、新加坡34、马来西亚35、泰国46、日本54、韩国57、菲律宾71、香港76、中国86。

新加坡虽在亚洲国家或地区中排第三,但名次比去年低得多,甚至比排第二的台湾相去甚远,所以并不值得高兴。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世界快乐报告自2012年推出后,新加坡从当年的第33名,隔年2013年提升至第30,再接再厉晋升到2015年第24,以至2016年的“巅峰”第22,但2017年却开始下滑至第26,再在今年滑至第34的新低点。


成绩不理想,因为调查不准确?

媒体访问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陈恩赐,以及新加坡行善运动秘书处总干事袁国栋博士,两人皆认为,快乐排名虽下滑,却不表示国人一定变得更不快乐。

诶?听起来很怪对吗?
快乐指数比去年低,若不是表示国人比较不快乐,难道还能反过来表示国人比较快乐?
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怎么解释。

袁国栋说,快不快乐,也取决于调查进行时受访者的心情,以及个人因素(包括受访者个性,是乐观还是悲观等等)。
他也指出,新加坡目前面临第四代领导人不明确的问题,也可能普遍影响了国人的心情。

其实很多调查都会存在盲点,或者足以影响调查精准度的外在因素。
尤其是抽样调查,如这个世界快乐报告,就仅是依据各国当地3000名受访者采集整理出来的结果,就真的只是抽样,只能做为一个指标。

就像电视节目收视率调查,是不可能挨家挨户去计算到底有谁在哪一个时段看哪一个节目,能做到的,只有根据一个方程式来给予笼统的统计,所以电视收视率的数目不是绝对的,不像电影票房,可以确实地一张张通过电脑计算出来(院商造假票数则另当别论)。

回到袁博士指出受访者可能有被外在因素影响的论点,当然这是对的,世界快乐报告也确实只是一份抽样调查,但我们总不该每次在成绩不理想时,就归咎于调查的外在因素,而认为调查不准吧?
那反过来说,如果有一天新加坡的快乐排名进入前十大,甚或前五大,我们会不会也同样地说,或许是因为受访者刚好都心情大好,又或3000名受访者刚好都是乐观者呢?
答案显然是不会。
如果所有调查都要因为外在因素的干扰而被置疑,那就根本没有做调查的必要性了。

不过,陈恩赐副教授倒是有提出,如果把工作压力、工作不安、生活费和对未来的担忧考虑在内,他不会对国人比过去更不开心感到惊讶。
除却个人生活上的不开心,去年普遍让国人不爽的“大件事”,保留制民选总统和地铁大故障,应该是跑不掉的其中两项。
其他的该包括公积金在退休后能提取的现款越来越少,生活费和医疗费越来越高、水费等各种费用涨价而薪水却没涨,诸如此类的传统问题。

而这些归根究底,几乎都可以说是因为政府一如既往地不太听取民意,总是以大家长姿态施行政策。
新加坡快乐排名下滑,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示执政党政府的支持者,可能也并不快乐。


领导人,你们快乐吗?

不晓得我国政府高官们对这次的报告结果,有什么想法?会有人重视或关注吗?
总理或部长会在他们的面簿,声言一定要致力于让新加坡的快乐排名明年回升吗?
我很想看到这样的帖文,但相信不会有。
是的,这方面我比较悲观(还是应该说是务实?)

写到这里,突发奇想,媒体何不借此访问我们的总统、总理,以及各个部长?
题目就是:你快乐吗?为什么?
作为一国最高领导层的一员,你们不可能,也不可以不快乐,尤其当你们都说,你们就是为了服务国家、社会和人民才从政的,那既然你们在做着自己最想要做的事,就不该不快乐,对吧?

但是我们也知道,有钱不一定快乐。
还有高处不胜寒,也可能导致不快乐,所以你们要是不快乐,或许我们可以理解。
要政治正确的话,最理想的答案当然是快乐。
那你们快乐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想听听你们怎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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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自家学生犯错,所以大事化小?


多得手机、互联网与社交媒体蓬勃,我国校园霸凌事件得以上网,让大家有机会看到现实中发生的丑事,有关当局如何应对类似事件,以及公众与网民们如何回应。

上月9日发生在维林中学的那起霸凌事件,一名男生在课室遭另一名同学用椅子丢砸,还被拳打脚踢。
全程都有其他同学在场,不仅无人阻止,其他同学还在旁起哄。
从视频一开始就听到有人喊道“要有贡献”,可以猜想动粗的学生是在同学们的怂恿下“行凶”。


校长回应太含糊

报章2月20日引述维林中学校长苏玛迪(Abdul Harris Sumardi)说,涉事的五名中三学生已接受辅导,校方也已就事件“采取合适的纪律措施”。
这样的回答,毫无意外引起家长和网民反弹,几乎一面倒认为校长的处理过于轻描淡写。

什么叫“合适的纪律措施”?
校园霸凌事件不能说是小事,尤其视频传遍网上后,大家不再只是通过第三者口述或笔录,如今是人人都亲眼见到事态如何严重。
因此,家长和公众绝对有权知道,校方最终采取了什么样的“合适纪律措施”。
含糊带过的官方回应,只会让人觉得处理方式过于草率,而且有企图大事化小之嫌。


辅导有效吗?

至于维林中学校长提到的辅导,也有许多网民不以为然。
有网民认为,受害学生的家长应该报警,也有网民质疑这么重手的霸凌事件,岂是“温柔的辅导”所能驾驭改善的,甚至认为校方应该实行“痛感教育”,让动粗的学生受到应有的体罚。

我们的父母辈,甚至我们自己这一代,当年求学时,若是在学校犯了校规,挨老师骂或打之后,回家都不敢说,因为说了不仅不会得到安慰,反而还会被父母臭骂一顿。
对上一代的人来说,孩子被教师处罚,一定是因为孩子顽劣,所以在家还要协助老师强化处罚。

但曾几何时,人权意识暴涨,社会施行爱的教育,严厉的处罚成了昨日黄花,取而代之的是口头上循循善诱的辅导。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辅导绝对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完全地仰赖辅导来解决非常问题,最终只是不得其法的做法。

维林中学霸凌视频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动粗学生如何地穷凶极恶,打人不眨眼,根本是把对方当成血海深仇的仇人一般对待。
这样的暴行,如果是成人所犯,肯定逃不过牢狱刑罚,可能还会被判鞭刑。
那霸凌学生是否也应该接受教鞭之刑,以儆效尤呢?


部长应该出面

维林中学霸凌事件曝光,去年9月圣希尔达中学也发生过校园霸凌事件,同样被人拍成视频放上网。
对这两起事件,教育部长,以至整个教育部,都不曾做出任何反应。
是部长太忙于其他公务,不知道发生了这两起事件?
还是这都属于小儿科事件,无须惊动大部长出面说话?

我国众多部门之中,唯有教育部有两位正部长,希望两位教育部长不只是在得到什么学术比赛冠军,还是荣获什么全球第一的智能化教育体制时,才出来接受掌声和表扬。
也希望在校园霸凌事件发生时,教育部长能够有担当地站出来,做出让人信服的回应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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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机场要扩建,所以搭客要先付钱?


出国搭飞机的机场使用费又要提高了,这次一涨就是将近40%。
交通部、新加坡民航局和樟宜机场集团宣布之后,立时引起民间哗然,涨幅近乎多一半,会不会太过分?
先来看看,到底涨了什么(新收费从2018年7月1日开始):

乘客服务与保安费:
离境乘客目前付$27.90,7月1日后须付$30.40。
之后连续六年,每年4月1日起调高$2.50。
2024年时,这个费用将会是$45.40。
转机或过境乘客则无变动,划一付$6。

航空税:
离境乘客目前须付$6.10,转机或过境乘客无须付此费用。
此费用维持不变。

机场发展税:
新推出的费用,为了发展樟宜东包括第五搭客大厦T5的乘客预付费用。
离境乘客自7月起,须付$10.80,转机或过境乘客须付$3。

总的来说,你现在搭飞机出国,所付机场使用费总额是$34。
7月以后,就要付$47.30。
到了2024年,就得付$62.30。


阿成咖啡店 算盘打得叮当响

这意味着什么呢?
最近国会辩论中,义顺集选区议员李美花针对工人党议员毕丹星提出使用售地计划资助经常性开支的建议,做了极其生活化的唱作俱佳反对诠释。
或许我也可以用一个生活化例子——“阿成咖啡店”,帮大家理清这次机场费用提高的措施:

阿成咖啡店生意一向很好,店里有20个座位,常常客满,有时顾客还要等位子。
阿成因此想扩充咖啡店,以容纳更多客人。
适逢对面街也将有新咖啡店开张,为了保住客源和生意,阿成咖啡店扩展是势在必行了。

可是,阿成计算了之后,要扩建咖啡店,自己的钱不够,怎么办?
阿成除了找大老板投资,也向银行借钱,但是借得多,利息就要还得多,非常不划算。
绞尽脑汁之后,想出了最佳办法,就是——集资,既然咖啡店扩充,客人也会获益,那不如就叫客人也帮忙投资一点点吧。

于是,隔天咖啡店贴出了布告:
7月开始,每份饮料将多收4角至6角不等的咖啡店发展费用。
客人一看哗然,有没有搞错,喝杯$1的咖啡,要多付四、五毛钱,你不会去抢?

阿成苦口婆心解释:咖啡店现在只有20个位子,扩建之后就会有40个位子,多一倍咧,你们就不用每次来都要等位子了,对吗?
而且还会添加冷气设备,让你们舒舒服服地用餐,你们现在付少少钱,以后却可以获得大大的享受,很值得的。
反正阿成已经决定了,客人再不满也没用,总不能不吃不喝啊,最终也只好逆来顺受。


巧立名目的机场使用费用

从上述阿成咖啡店范例,应该大致了解了吧?
举凡政府宣布提高任何费用,民众一般当然是先不满,但在抗议永远无效的情况下,也只能默默吞进肚里。
但这一次机场费用提高,所引发的不满和疑问,却是相当可观的。

首先,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的新收费,或许很多人并不晓得,搭飞机出国,除了机票和旅费以外,所额外支付的机场使用费,原来有不同的功能。
航空税相信是最没有异议的费用,就像开车者每年要付路税,搭飞机要付航空税,大家都能理解也能接受。
(* 最新加注:开车者付路税是为了公路建造的费用,但天空都不用建造,为什么要付航空税?)

那“乘客服务与保安费”呢?
请问樟宜机场集团,机场是你“开”的,本来就应该有相应服务,难道你要开一个不附带服务的机场?那谁要去你的机场?
保安费更加荒谬,同理,你试试不提供应有的保安,看你每年还会不会有这么多搭客,看你还拿不拿得到世界排名?
机场已经从航空公司索取了可观费用,理应可以用来维持基本服务开支。


机场发展税以何依据计算出来?

至于新“推出”的机场发展税,当局非常清楚地阐明,就是要全民出钱,帮当局盖新搭客大厦T5。
政府或有关当局以往的做法,都是自己先出钱(其实政府的钱也是人民缴纳的税钱),等设施建好之后,才征收费用来填补之前的投资。

这次完全有违前例,先收未来钱的做法,难免令人置疑,尤其基础设施本来就是政府应该自己出钱出力去进行的,为什么这次樟宜东和T5的建设,要额外收费?
而且政府才刚刚宣布了去年获得近百亿元的财政盈余,现在来说钱不够用来建T5,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至今,当局对于整个樟宜东的发展计划,都无法给出确切的总投资额,既然还无法算出究竟会花多少钱,那当局是如何计算出$10.80的机场发展税呢?
如果日后计算出总投资额高出预估,这机场发展税是不是又要提高?
反过来,如果总投资额最终在预估以下,那多收的机场发展税是会还给乘客吗?
(当然这不可能发生)

要乘客出钱帮忙盖T5,也可说是变相地让T5“上市”,那未来T5落成,为当局赚取更可观利润后,当局要如何回馈当初掏钱出来集资的乘客?
只是一味说会从机场体验获益,也难有说服力。


新费用估计可为当局赚取几十亿收益

三个有关当局(交通部、新加坡民航局、樟宜机场集团)宣布了新收费时,并没有提出收益将会是多少,但我们可以自己粗略计算一下:

去年第四搭客大厦启动使用时,当局曾宣称,樟宜机场每年客流量将达8200万人。
扣除抵境乘客和过境/转机乘客,须要缴付费用的离境乘客保守估计算2000万人就好,一年$10.80机场发展税收益是2亿1600万新元,再加上保守估计1000万名过境/转机乘客须缴付$3机场发展税的3000万元,总额就是2亿4600万新元。

根据当局宣布的T5落成年份2030年来算,12年后当局可从这笔机场发展税赚取30亿。
这还不包括调高的乘客服务与保安费,以及让航空公司嚷嚷着要提高机票价的新调高飞机降陆、停泊及登机桥费用。

这么一大笔额外收入,既然如今这么光明正大地取之于民,当局是不是也应该更透明地公布到底会用在什么地方?

还有,预计数百亿元的总发展费用(目前不知道是几百,可以是两百、三百、四百,这就是问题所在,一切都是未知数),要乘客/人民“资助”几十亿,是否太多了呢?


此例一开,后果难料

依照惯例,部长当然会出面“安抚”人心,同时不断申述(兼洗脑)征收新费用的必要性。
经历了地铁事件而说服力大减的的交通部长许文远,在面簿贴文中指出,政府扩建樟宜机场是为了应付日益增加的乘客和航空货运需求。
(这还用说吗?有谁不知道
妈妈是女人?)

他宣称最终目的是为人民、商家和国家经济带来好处,所以政府和机场社群共同承担这个项目的资金,是“公平的做法”。
(这更像是安抚人心的话,难道你会说这是不公平的做法?)

就如前文提及的,要人民在还没有实际看到成果就先付钱,从来就不是我国的施政方针。
此例一开,会不会接下来,举凡有大型基础设施要发展,有关当局又嚷着没钱的时候,都要人民先出钱?

当然,对广大出国旅游或公干的人民来说,多付十多元不会改变出国的意愿,但也不能因为这样,就吃定我们吧?



本文刊于时事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