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法治社会，司法对待犯法者从不苟且，也因为严刑峻法杀一儆百的策略奏效，我国在全球社会安全指数上，多年来名列前茅，人民也因此受惠。
可是，对于好些罪案的判定，法庭的判决却让人置疑，忍不住要问，伤害人的罪刑，什么时候变轻了？
恶行获轻判难以服众
前天媒体报道，一名22岁男子骑电动踏板车载著妻子，在行人走道上行驶，迎面撞倒一名七岁男童。
被控上法庭后，法官判男子罚款$1500，充公销毁其电动踏板车。
撞伤了小孩，只被判罚款$1500，已经让人觉得轻判，更扯的是，据报道男童当时与父亲及父亲朋友三人，见到被告骑车而来时，已经靠向左边让路，但被告见到情况，不仅没有减速，反而猛踩油门加速，结果男童不小心踏向右边后遭撞倒。
媒体报道男童父亲叙述，当时被告还大骂男童“你干嘛挡住我的路！”，男童父亲欲与被告理论，被告却向他恶意挥拳，男童父亲因此报警。
被告见势不对企图离开，被男童父亲朋友抓住，最后交给警方。
对于被告恶行，相信明眼人都能够很清楚地分辨，但法官显然不以为然，法官虽然判定被告罪成，却是“疏忽行为导致他人受伤罪”。
看到前方有行人（而且还是小孩）后反而加速，肇事后还骂人挥拳，如此行为，到底哪一点像是“疏忽”？
就算构不成“蓄意伤人罪”，至少也该判定比“疏忽伤人”更严重的“鲁莽行为伤人罪”吧？
法官还基于被告是初犯，而且男童“伤势不算严重”（男童右脸颊淤青、左手受伤，事发后因受惊吓呕吐了三次），所以“轻”判被告罚款$1500。
受害者伤势严不严重，究竟如何判定，是由法官依据医药报告主观认定吗？
虽然“初犯”是给予首次犯罪者警告性的“特赦”，但也该视乎情况而定，以被告穷凶恶极的反应，似乎并不值得法官将“初犯”也列为下判的考量因素。
按照法官的逻辑，难道是要等到被告再次、三次、四次撞到人严重受伤后，再予以重判？
我国警方曾经在各个组屋楼下布告栏张贴海报，宣扬对犯罪要“预防胜于治疗”，这样的倡导，为何与司法（或者只是这位法官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其实在疏忽行为导致他人受伤的罪名下，被告原本面对的刑罚可高达罚款$2500或监禁长达六个月，或两者兼施。
被告最后只被轻判不痛不痒的罚款$1500，也难怪报道出街后，网民一面倒为受害者叫屈。
两条人命值多少？
上述事件中，“伤势不算严重”成了法官不重判的依据之一，但在类似的公路或交通刑事事件中，即使发生人命伤亡，所判罪刑也未必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重，或者说，民众看到罪刑后，会产生“原来人命这么不值钱”的疑虑。
也是前天的报道，去年3月在武吉知马高速公路发生致命车祸，当时下雨，八名电单车骑士停在路肩穿雨衣，遭一辆失控货车猛撞，酿成两死六伤。
货车司机是因为没控制好货车，突然转左驶向路肩，更在惊慌失措下，误踩油门连环撞倒所有电单车骑士。
被告从原本面对的鲁莽驾驶罪，改为疏忽驾驶罪，被判坐牢12周及吊销各级驾照五年。
是的，虽然是疏忽，不是有意，但，毕竟是两条人命，这样的刑罚，会不会太轻？
死亡后续谁来杠？
另一起发生在2015年3月，29岁张姓董事长兼酒吧老板凌晨醉驾，撞倒因车子死火而在路旁等候的59岁德士司机。
德士司机昏迷八个月后逝世，被告也是被控疏忽驾驶，加上醉驾，仅被判坐牢四个月、罚款$4000及吊销各级驾照八年。
（老实说，我国生活水平这么高，几千块的罚款，真的很难让犯案者有被罚的感觉）
令人心酸的是，死者是单亲家庭，儿子和女儿要永远承受突然失去父亲的痛。
死者生前白天当房地产经纪，晚上开德士，才辛苦养大一对儿女，死者不在之后，家里失去经济支柱，儿女不仅要变卖四房式组屋，改住三房组屋，儿子也得放弃念大学的机会，服完兵役后就得开始工作。
这种对死者家人造成的一辈子伤害，又岂是坐牢仅四个月、罚款区区4000元就能抵消的？
更何况被告还是醉驾，根本不是疏忽，而是明知不准酒后开车还开车。
人命伤亡不是刑罚依据
我国法律都需要经过国会通过，才能成立或进行修改，至于以什么依据来决定各类刑罚，小市民并不清楚。
人命伤亡的程度，当然是其中一项考量，但平衡点未必如我们所想。
众所周知，在我国贩毒，无论轻重，直接就是面对死刑，没情可讲，但是贩毒其实并不直接或马上导致他人死亡。
破坏公物包括涂鸦，可能面对与谋杀、强奸、非礼等重罪相等的鞭刑（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麦克菲的例子），但破坏公物连人命伤亡都不涉及。
当然，我不是说以上刑罚过重，而是如果上述罪行可以被判定死刑或鞭刑，那何以致命车祸刑罚程度，反而这么不成比例？
法律有疏漏就须补遗
我国司法存不存在漏洞或缺陷，其实从闹得满城风雨的城市丰收失信案，已经确认。
康希等人因为我国法律列明只有“专业代理人”才能构成“严重失信罪”，而逃过一劫，只被判处较轻的“一般失信罪”，更因为“一般失信罪”中只有员工才面对最高15年监禁，而公司董事、慈善团体主要官员若涉及同类罪刑，只须面对最高七年监禁。
最终康希只被判三年半监禁。
裁决一出，不仅维持高庭原判的最高法院五司都认为，这方面的法律有必要进行修正，连总检察署和政府包括部长也都同意，这个“疏漏”需要“补遗”。
所以，交通事故所造成的致命事件，相关法律是不是也该是时候补一补了？
法律是否存在主观决定因素？
前面提过，各类罪刑的刑罚都有其上限和下限，正如本文开头提及的电动踏板车撞伤男童事件，被告被罚$1500，与他面对最高刑罚的$2500或监禁六个月或两者兼施，存在很大距离。
这会不会也是现有司法中，存在著的一个主观判断的“纰漏”？
从康希事件来看，尽管因为法律所限，只能判定康希等人“一般失信罪”，但该罪刑可面对最高七年监禁，如果连总检察署和政府都认为，康希等人总共失信5060万教会公款是极度严重的罪行，那为何最终康希只被判所面对最高罪刑的一半，即坐牢三年半，而不是七年？
我们须要支持民主精神，也须要给予现有司法一定程度的肯定，但世界上是没有所谓完全、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司法的。
当我们意识到问题可能出现的时候，就不应该自找理由去逃避或是盲目维护，面对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本文刊于时事网站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